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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新穆斯林”

2016-6-15 20:21| 发布者: 臻宸| 查看: 444| 评论: 1|原作者: 握不住的沙

李维建

  所谓新穆斯林,就是指新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新穆斯林的来源很广泛,有的是从基督教、佛教等世界性宗教改信伊斯兰教,还有的从世界各地的民间信仰改宗伊斯兰教,或从无神论信仰改宗伊斯兰教,等等。911之前,穆斯林的增长率居世界三大宗教之首,达2.9%,排除其中穆斯林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新穆斯林,即从其他信仰改宗伊斯兰教的人。因此对伊斯兰教而言,新穆斯林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中世纪的“麦瓦利”全部是非阿拉伯人的新穆斯林,他们与阿拉伯人一起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伊斯兰文明。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几个世纪以来新穆斯林一直作为影响民族、宗教、政治甚至战争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穆斯林已成为这里习以为常的话题。在欧洲,新穆斯林偶尔也激起一定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
  若细究起来,根据新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信仰情况,可以把新穆斯林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普通意义上的新穆斯林,即从另一种信仰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传统上认为,中国穆斯林一般并不积极主动的传教,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增长是通过穆斯林本身人口的自然增长实现的。①新穆斯林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国内外关于中国穆斯林人口数量的讨论尽管有很大的争议,②但从未就新穆斯林问题展开过大范围的讨论。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口中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并不多,所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最近几年有些穆斯林主张积极对外宣教,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宣教工作比较成功并且呼声很高的是“西安的伊斯兰中心”。
  从社会阶层和地理分布情况上来看,新穆斯林至今仍是一个极其分散的群体,在吉林、上海、江苏、浙江、海南、江西、新疆等地都有零星发展,虽然从整体上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在当地仍是一个绝对少数。他们的职业身份有普通农民和商贩,也有大专院校的教师及学生,但总体上以初高中学历的年轻人居多,新穆斯林在年龄和学历上的差异性不大,以20-40岁中间年龄段为多,“民族”成份上汉、满、黎、鲜都有。他们信仰伊斯兰的动力和原因各不相同。对中国目前的新穆斯林来源,有人作过大致的分类。
  (1)通过家庭成员的影响而信仰伊斯兰教。这种情况一般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非穆斯林与回民子女通婚“入教”的,这一类人往往信仰意识淡漠,大多数只在饮食上不吃猪肉其余一概不拒,在信仰上多持无所谓态度。正如一些穆斯林老人所言:“他们不是奔教门来着,而是奔我们的闺女来的。”正因为在信仰上所知不多,许多因这类的婚姻而“入教”的年轻人婚后生活不如人意,夫妻离心离异者比例较高。其中也有少数以婚姻为契机而真正皈依伊斯兰教的新穆斯林。另一种类型是家长或亲属已经信仰伊斯兰教,然后把子女或亲戚送到阿语学校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其子女也成为新穆斯林。
  (2)抱着标新立异的态度而“入教”的。因为在当今社会信仰基督教的年轻人相对比较多一些,而伊斯兰在中国仍是一个未打破“民族”观念的宗教,人们往往将伊斯兰视作“回族人的”等少数民族的宗教,而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一部分喜欢感时髦的青年因此转而走进清真寺。正因为这样,这一类新穆斯林往往难以达到一个穆斯林应有的标准,即使有一个阶段确实比较热心,但其持久性较差。
  (3)通过穆斯林的言传身教而走向伊斯兰的。这一类新穆斯林在皈依伊斯兰之前道德水平一般比较高,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比较明确、清晰、为人比较正直善良。他们与穆斯林接触后,逐渐在感情上倾向于伊斯兰教,自觉地学习伊斯兰教知识,最终成为坚定的新穆斯林。
  (4)通过理性思考选择伊斯兰教作为其信仰的。这类新穆斯林多为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把伊斯兰教和其他文化作横向的比较后,在认真思考中做出信仰伊斯兰教的抉择。由于是理性的选择,这类新穆斯林通常信仰比较坚定,有的还进而著书立说阐释伊斯兰文化,积极对外宣教。③
  以上所说的“新穆斯林”是从其他信仰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但在目前中国穆斯林内部,新穆斯林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即对那些曾经失去伊斯兰信仰的人,现在这些人又从新找回了信仰,教内也称这些人为“新穆斯林”,这可视为第二类新穆斯林。这是当今中国伊斯兰教中的新现象。最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也包括个人信仰的变化。一些穆斯林,特别是远离了教坊生活环境的穆斯林,天长日久,信仰逐渐淡化。这些人一般都在大城市或中国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工作或生活,这里不像西北那样有比较多的穆斯林人口,也没有很浓郁的伊斯兰宗教文化环境。他们工作很忙,平时很少履行宗教功课,周围的环境使这些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直到有一天完全失去了信仰。现在,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这些人(主要是老年人)又恢复了穆斯林的身份意识和伊斯兰的信仰认同。这种意义上的“新穆斯林”不但是中国当今社会中穆斯林思想信仰变迁起伏的反映,也是中国迈向宗教信仰自由之路的一种注脚。
  还有学者提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新穆斯林,即第三种类型的新穆斯林。研究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翟明翰教授在论述非洲穆斯林时,使用了“新非洲穆斯林”(Neo-AfricanMuslims)的提法。④他是为了把所论证的这部分非洲穆斯林与非洲传统的穆斯林区别开来才用这个词的。“新非洲穆斯林”并不是从异教徒皈依伊斯兰教而成为穆斯林的新入教者,其实这些人以前已经是穆斯林了,其中有很多人生活在传统的穆斯林家庭。翟明翰所使用的“新非洲穆斯林”不是从信仰的转变即从一种信仰转变成另一种信仰的角度而言的,而是从同一种信仰的不同内涵即对同一信仰内容的取舍而言的。在这里,“新穆斯林”不再意味着信仰上从异教徒到穆斯林的彻底转换,而是意味着信仰者根据自己的观念和判断对伊斯兰信仰的具体内容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样的“新穆斯林”严格说来是思想观念上的“新穆斯林”。信仰决定了行动,穆斯林因为信仰内容的变化,在自己行为上也有新的表现。新穆斯林不再是盲目地听从与宗教导师,某种程度上从被动者转为主动者。“新非洲穆斯林”当然也与传统的穆斯林一样,在信仰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与传统穆斯林并没有什么不同,新穆斯林也同样信仰真主是最高的主宰等宗教信条。但是新穆斯林在信仰的其他方面,主要是伊斯兰信仰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与传统的穆斯林持不同的看法。翟明翰认为,与传统的穆斯林相比,“新非洲穆斯林”有如下主要特点:在对宗教的看法上有悖于传统观念,倾向于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问题;反对非洲伊斯兰教中大量的迷信成分比如巫治病、驱魔等;对伊斯兰教法统辖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表示不满,认为个人在某些方面有主动地选择权;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并不是冲突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应该和睦相处,即使同一个家庭中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这也是合理的,不应该影响家庭的和睦;不惟阿拉伯文化是从,非洲伊斯兰应该面向非洲本地现实和非洲文化,同时伊斯兰教与世俗文化并非总是冲突的,应该宽容地看待世俗文明,主张伊斯兰教文化、非洲文化、世俗文化都有合理存在的权利;反对圣徒崇拜;反对传统的伊斯兰教学校教育模式,反对只教育学生宗教知识和阿拉伯语,应该引进现代教育科目;宗教活动中不一定必须用阿拉伯语,也可以使用非洲民族语言。可以看出,“新非洲穆斯林”这些主张显然是对传统伊斯兰教的改革和某些观念上的修改和颠覆。
  非洲距离欧洲较中国更近,它比中国更先遭受殖民侵略,非洲伊斯兰教比中国伊斯兰教更早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翟明翰描述的“新非洲穆斯林”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20世纪50-60年代现象。黑非洲穆斯林主要集中居住在东非和西非的沿海地区,这种分布格局更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伊斯兰教的核心在内地,且中国穆斯林真正接触西方文化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相比之下,中国伊斯兰教中类似于“新非洲穆斯林”的观念似乎不怎么明显。但是凭着笔者对中国穆斯林非常有限的接触,还是感觉到中国伊斯兰教当中某些类似的思想在涌动,并且中国穆斯林某些观念的改变虽然有时候没有说出来,没有象非洲那样有新穆斯林知识分子大声地呼吁和呐喊,但是在行为上已经做出来了。⑤其实中国也有类似于“新非洲穆斯林”那样的“新中国穆斯林”(或者称“中国新穆斯林”),只是带有中国自己的特点而已,“新”的具体表现与黑非洲穆斯林有些地方不一样。“新中国穆斯林”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
  与前两种类型的新穆斯林相比,第三种类型的新穆斯林人数最多。第一种类型的新穆斯林在皈依伊斯兰时可能会把非伊斯兰的新思想、新观念带入伊斯兰教之中;第二种类型的穆斯林在失去伊斯兰信仰期间也会接触到更多的非伊斯兰的东西,在重归伊斯兰时,很自然地也会把新的思想和观念带入伊斯兰教之中。因此第三种类型的穆斯林,即侧重观念上的新穆斯林中也包括了部分前两种类型的新穆斯林。
  那么,“新中国穆斯林”(下文一般直接称“新穆斯林”)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首先,新穆斯林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许多人受过世俗的高等教育。新穆斯林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有传统的清真寺经堂教育背景,他们大多数接受的是国家的世俗教育,还有一些人两种教育背景兼而有之。接受传统宗教教育当然会进一步加强伊斯兰信仰,但接受世俗教育的新穆斯林并没有失掉伊斯兰信仰,相反,世俗的教育背景反而给新穆斯林提供了思考中国伊斯兰教崭新的视角,提供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中国的“文化基督徒”纯属子虚乌有,那么中国的新穆斯林却是货真价实的“文化穆斯林”。新穆斯林的职业背景多种多样,他们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与非穆斯林并没有什么两样,文化教育、商业经济、社会政治等诸领域都有新穆斯林的身影,还有极少数是自由职业者和伊斯兰教宗教职业人员。虽说宗教职业并非新穆斯林的工作,但他们并未放弃对中国伊斯兰教命运的思考。总体上来看,新生穆斯林是中国穆斯林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精英群体。
  新穆斯林与大多数的传统穆斯林相比,能够非常清晰地认识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的现状。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总体判断是穆斯林在衰落,伊斯兰文化在衰退,伊斯兰信仰在淡化,伊斯兰教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现代化对中国伊斯兰教产生巨大的冲击,伊斯兰教作为中国少数人的宗教也面临着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的种种挑战,中国穆斯林要遵循“真主的法度”,要按伊斯兰的生活方式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大量中国穆斯林不积极履行宗教功课,很少到清真寺礼拜,有的甚至失去了伊斯兰教信仰。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每一个穆斯林都有各自的教派归属,“不是老派,就是新派,不是新派、就是三抬,不是三抬、就是胡来”的思想在传统的穆斯林观念中根深蒂固,教坊与教坊之间彼此不相往来,这一派的穆斯林不到另一派的清真寺去礼拜,教派分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穆斯林的团结和共同发展。伊斯兰教中迷信思想横行,经外传说泛滥,误导穆斯林群众。穆斯林中功利主义思想严重,许多阿訇经训修养水平底下,念经、传经、洗尸都是为了钱,而穆斯林群众中为求“回赐”而礼拜、封斋的人也大有人在。面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现实,新穆斯林在思考如何迎接挑战,扭转衰落的局面问题,思考中国伊斯兰教向何处去的问题。
  伊斯兰教的核心是伊斯兰教法,它特别强调穆斯林要严格遵循教法,一个人是否为穆斯林,体现在这个人的行为当中。中国穆斯林遵循的是伊斯兰四大法学派中的哈奈非派,以传自与中亚的《伟嘎业教法经解》为法学蓝本。新穆斯林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在教法上有很多方面陷入了形式主义,教条僵化死板,缺乏生气。有人认为只要按教法规定做完各项功课,念词标准,动作标准,就会得到真主的喜悦,获得巨大的“回赐”。其实他们这种做法却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教法学家一致认为,虔诚的意念,是一切功课有效的前提,没有虔诚崇拜真主的‘举意’,一切善功都会归为无效。然而,这种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意念,被今天的穆斯林理解成一种‘舌肉’的仪式”。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悲哀。中国穆斯林习惯总是倾向于认为凡是来自阿拉伯的都是好的,都是符合伊斯兰教的。只要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记录的东西,就奉为神圣,视之为圭臬。其阿訇念经和讲“卧尔兹”大家越是听不懂好像是“尔林”越深。这是严重的形式主意。新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若想重获生机,必须克服形式主义,重启“创制”之门,根据中国伊斯兰教的现实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改革中国穆斯林中腐朽陈旧的部分,剔除非伊斯兰的杂质,主动适应中国的大环境,才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为了发展之路。
  中国的新穆斯林以受过世俗教育的年轻人居多,他们基本上都在城市工作。现代化的工作性质让他们面临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就是关于礼拜问题。笔者曾经在网上与一个穆斯林年轻人进行过这方面的交流,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伊斯兰教法规定,除了周五的聚礼之外,通常情况下穆斯林一日要五次礼拜:晨礼,黎明前进行;响礼,午后进行;晡礼,黄昏前进行;昏礼,日落后进行;宵礼,晚上进行,对于晨礼和宵礼,虔诚的穆斯林基本上可以按时在家里完成,但是选择八小时的工作制,工作忙,时间紧,不可能擅离工作岗位去礼拜,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对新穆斯林这样的上班族而言,响礼,晡礼,昏礼,和每周的聚礼事实上很难完成。礼拜是穆斯林的天职,没有礼拜那伊斯兰的信仰又体现在哪里?难道每天都要在晚上补拜?有些年轻人很晚才下班回家,身心俱疲,接着又要做礼拜,动作草率,父母责备用心不专。有时工作星期天加班,一段时间不去清真寺,父母又责备不关心教门。年轻人内心很是苦闷,他们一面想在单位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好,让上司满意,一方面这又的确耽误做礼拜。让老板让步吗?不可能!自己不礼拜?有过一闪念,但有时候立即否决了。困惑着,挣扎着,承受着巨大的心里压力。难道没有办法了吗?难道信仰伊斯兰,“真主就会让我这么痛苦吗?”现代企业制度与伊斯兰教法出现了冲突,年轻人期望“创制”大门能否再次打开,伊斯兰在中国能否因地制宜的改革,适应现代生活呢?千年的传统能变吗?年轻的新穆斯林们虽然没有提出要改变教法,但事实上他们却没按教法履行功课。并且天长日久,也习以为常,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或观念:伊斯兰教法应该适应时代,做相应的变革。
  其实现在的中国新穆斯林有些干脆几乎放弃了礼拜,或者并不经常去清真寺礼拜,平时也不能严格按照教法的要求一日五次礼拜,但这些人不认为自己放弃了伊斯兰信仰,仍然坚持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他们一年中只是在重大的节日才到清真寺去,或者在网上参与关于有关伊斯兰教的争论。他们也坦诚传统的穆斯林不把他们再看作是穆斯林,可是他们自己却不这么认为。这些人仍坚持着穆斯林的生活习惯,找对象时也希望最好找一个穆斯林。谈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他们也充满自豪,那种对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依恋心里深深地植根于这些人的内心之中,对自己不能严格按照教法要求礼拜,也有一丝隐隐约约的内疚。但如前所述,天长日久,也就成为习惯了。
  在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新穆斯林也有自己截然不同的看法。传统的观念认为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有些新穆斯林认为说“中国伊斯兰教”也没有什么不对。中国穆斯林是中国人,中国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必然会有中国人自己的特点,中国的伊斯兰教应该吸收中国的文化资源,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才能根深叶茂,发扬光大。任何一种文化和宗教都难免地方化和民族化,地方化和民族化不等于异化,不等于信仰的淡化和改变,实际上是伊斯兰教的发展。中国穆斯林,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穆斯林。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走上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道路。后人在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中国伊斯兰文化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对于现在教内有些人动轨以中东、阿拉伯的标准要求中国穆斯林,新穆斯林表示反对,认为那是生搬硬套,不符合伊斯兰的精神。
  不但伊斯兰文化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穆斯林也要与中国非穆斯林相互理解。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就是东来的穆斯林与中国人血缘上融和而成,回回身上流淌着汉人的血液。回回并不能因为信仰伊斯兰教而认为比中国的非穆斯林优越,一定要在内心深处清除穆斯林优越论的恶劣影响。还有一些新穆斯林认为,历史上回汉之间通婚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穆斯林却莫名其妙地反对回汉通婚,认为汉人不纯洁,这种错误观念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很大的危害,因为这样就会把伊斯兰教束缚在回族等信仰伊斯兰的少数民族之内。一些传统的穆斯林把清真寺看护得死死的,轻易不让非穆斯林跨入半步,难道非穆斯林来了解伊斯兰教也不让他们进来吗?与基督教堂相比,清真寺的确是门难进,脸难看,这种封闭的心态会把想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也拒之门外。还有的新穆斯林主张对汉族等民族积极大力传教。这种观念的前提是回族等伊斯兰少数民族与汉族等非穆斯林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这就克服了传统穆斯林当中一些不认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陈旧思想。伊斯兰教要绿化这个中华民族,“向外传教,迫在眉睫”。要拯救中国伊斯兰教,挽回颓势,必须革新观念,积极行动,象基督教那样,向全中国人宣扬伊斯兰的福音。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教育是新穆斯林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伊斯兰宗教教育称经堂教育,有明代胡登洲首创,是把伊斯兰教育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相结合的一种教育形式。经堂教育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中的作用功不可殁。新穆斯林认为,经堂教育是伊斯兰教处于困境中产生的,那么,现在中国伊斯兰教又处在另一个紧要关头。现代化、世俗化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冲击比明朝汉文化的冲击要猛烈的多,所以伊斯兰教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怎样既能保存和发展伊斯兰,又能让伊斯兰跟上时代步伐,不至于被时代进步所抛弃,每一个关心教门发展的穆斯林都必须思考这个问题。教育是重要的手段,经堂教育是许多中国穆斯林接受宗教教育的形式,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经堂教育内容陈旧,方法落后的现状必须改变。除了教授伊斯兰教知识、阿拉伯语、波斯语之外,要更加重视汉语教育和汉学经典的教育。胡太师首创经堂教育时就是把伊斯兰教育与汉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并采用汉族的私塾教育形式,先辈的这种拿来主意精神我们现在将要丢失殆尽了。不知何时起,一些人反对在经堂教育中开设汉语课程,一个汉语都说不好,写不好的人不可能充分了解周围的世界,不可能与别人进行更好的交流,这样的穆斯林怎么能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中生存发展呢?有的新穆斯林甚至主张经堂教育也应该开设自然科学、史地这样的文化课,优化和丰富学生们的知识结构。接受了这种经堂教育的学生,思想认识会更加开阔,对宗教对社会的理解也会加深。他们穿衣挂帐当上清真寺的伊麻目,通过对教坊的穆民耳濡目染,将会提升整个教坊对宗教各方面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新穆斯林,特别是一些受过世俗高等教育的年轻穆斯林,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反对把伊斯兰教与政治相联系。政治伊斯兰的思想不可取,尤其是在穆斯林作为中国的少数派的情况下,伊斯兰政治化只能给伊斯兰带来危害。历史上,中国伊斯兰教从来没有真正地走过伊斯兰政治化的道路,苏菲门宦只是在地方的层次上与族权相结合,不能认为是政治伊斯兰。古代的穆斯林做官,不是因为宗教,而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任何把中国伊斯兰教与政治挂钩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国内有些穆斯林有伊斯兰极端主意的思想倾向,甚至想把伊斯兰教作为分裂中国的一个工具,这种把伊斯兰教政治化的想法和做法,新穆斯林一般是持反对态度的。可以说中国新穆斯林基本上是反对“三股势力”的。
  每一位中国新穆斯林并非对上述的观点和想法都完全赞同,也许有的人只同意其中的一个方面。但作为一位穆斯林,他(她)们的观念已经与传统穆斯林的观念产生了一定程度裂痕,有了一定的距离。这就是称他们为“新穆斯林”的理由。
  中国新穆斯林既不是一个思潮,也不是一个运动,它只是一个群体。我们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很难找到关于“新穆斯林”的文献根据,但是这个特殊群体的确存在着,行动着,这也许可以看作新一代中国穆斯林的一个特点。
  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新穆斯林现象的话,也许会对他们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穆斯林就一直在改变,身份上他们从“住唐”的“蛮裔商贾”到“土生藩客”,从“土生藩客”再到“五世藩客”;从宋代的“藩客”,到明代的“回回”,从“回回”再到当代包括回族在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各民族。居住地的称呼从“藩坊”到教坊的转变,宗教教育机构从“藩学”到经堂教育的转变。语言上从阿拉伯语、波斯语到汉语的转变;思想上从单纯的伊斯兰教到以伊斯兰思想为主兼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学说的转变,等等。当代中国的新穆斯林,特别是那些观念上的“新穆斯林”就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下的一种转变。胡登洲提倡经堂教育,王岱舆、马注、刘智等开展汉文译著活动,马复初、王静斋、马坚等汉译《古兰经》,这些都是一种转变,都在新思想新观念主导下的新行动,当时在中国伊斯兰内部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某种意义上都是对传统的一种改良或革命。所以胡登洲、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马启西、王静斋、马坚等都是当时的新穆斯林。可见,新穆斯林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概念,它是相对于持有传统观念的传统穆斯林而言的。
  与历史上新穆斯林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与之有质的不同。科学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理性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繁荣,宗教从来没发生过那么大的变革。科学、理性要发展,宗教也没有失去存在的依据。但宗教世俗化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宗教的信仰者就生活在这多变的变革之中。新穆斯林,尤其是第三种类型新穆斯林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新穆斯林是中国伊斯兰教中最活跃的成份,历史上中国伊斯兰教的地方化由他们领航,现在他们仍然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只不过,这次抉择可能会比以前的任何抉择都困难,更痛苦,但是“回赐”可能也更大。
  注释:
  ①对于这种说法,目前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中国古代正史故意抹杀了穆斯林积极向外传播的事实,其实古代到中国来的穆斯林的根本目的是传播伊斯兰,经商只是谋生手段。但是这种异议还没有足够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见无花果:《穆斯林希望之路––中华穆斯林的现状与展望》。
  ②李华英《浅论中国穆斯林人口》,《回族研究》,2002年第四期。此文中有关于中国穆斯林人口数量的详细讨论。
  ③参考:史未安《新穆斯林群体兴起的背景和状况》,载于开远阿专《伊兰园》报第19期,2001年。
  ④翟明翰(J.Spencer Trimingham)The Influence of Islam upon Africa,120-125页;Islam in East Africn,162-180页。
  ⑤近几年这种情况好像有所改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中国穆斯林,特别是汉语学界的“新中国穆斯林的声音。许多穆斯林民间刊物成为他们发言的平台,甚至还组织了民间学术研讨会,设立了“黄牛奖”鼓励中国伊斯兰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等的发展。2003年一本名为《穆斯林希望之路-中华穆斯林的现状与展望》的民间小册子在穆斯林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这本书内容比较新颖,批判性强,虽然出发点是传统主义的,也包含了一些“新中国穆斯林”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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